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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谈|让生态环境法典更好守护生活日常_我的网站

一 | 诺贝尔奖颁奖季来临,东邻日本再度风光无限,将两个奖项揽入袋中。 8月15日,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原告章女士系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获奖者分别是坂口志文与北川进,前者与两位美国学者一道,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者与澳大利亚和美国两位学者一起获得化学奖。一楼水产商铺因经营所需,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振动噪声,造成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据《光明日报》8月16日报道)一场由噪声而起的邻里纷争,因一部法典的施行,被赋予非常意义。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的价值,在于打破了生态环境侵权“唯超标论”——即便噪声数值未触红线,只要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巧的是,坂口志文与北川进都与京都大学有关。北川进在京都大学任教,而坂口志文则于197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医学院。

二 | 一纸判决,胜过千言万语。进入21世纪以来,在被世人艳称的日本“诺奖井喷”现象中,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一道,双峰并立,先后有多人折桂诺奖,几乎到了拿奖拿到手软的地步。所以此次北川进获奖后,有自媒体报道,京都大学表现得很平常心,未见有高调的吹吹打打之举。生态环境法典所守护的,既有绿水青山,也有烟火日常。这一判例也在提醒每一个人:我们与生态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索取,而是受益与守护的统一。为此,我特意去京都大学的网站看了一下,发现自媒体的这一说法基本可信,在网站上,对两位获奖者的报道分别各自只有一句话,确实低调得可以。从网站上我还发现,北川进还是京都大学的副校长,这倒是媒体报道时很少提到的。“生态保护人人有责”,要真正从墙上的标语成为自觉的行动。 因为今年的两位获奖者都与京都大学有关,不禁让我回想起今年六月的日本之游,期间我与妻子曾用一天时间在京都大学转悠,一窥这所世界知名大学的风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 那是6月19日,吃过早饭,我们就坐地铁往左京区京都大学的方向赶去。生态环境法典以严谨的条文,回应着大众最真切的困扰与诉求。

四 | 楼下餐馆油烟顺着窗缝钻进来,商圈LED大屏彻夜亮如白昼,小区广场的音响在休息时段依然高亢……这些看似琐碎的烦恼,都是群众的痛点。

五 | 在一般的旅游攻略上,都没有将京都大学纳入其中,但逛大学是我们多年来乐此不疲的兴趣,到京都,当然要到大名鼎鼎的京都大学去转一转。

六 |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从林文月的《京都一年》一书中读到,京都大学附近有一家“临川书店”,以服务于京都大学的师生为主,以好书多和价钱高而闻名,老板极有眼光,所售之书常常号称“仅此一家有”,如果一本老板认为“别家所无”的好书突然出现在别家,他会毫不迟疑地派人高价收购下来,以维持“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和自家书店的“信誉”,因此而往往使读书人恨得咬牙切齿而又无可奈何。生态环境法典将油烟管控、噪声治理、光污染规制、垃圾分类等问题全部纳入法治框架,让很多以往“说不清、管不了、治不好”的难题,有了明确的法律答案。

七 | 作为爱书人,这样的书店,自然要去“朝拜”一下。不过,《京都一年》出版于1971年,我有点担心,半个多世纪了,这家书店是否还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在今出川通街出了地铁,步行两分钟左右,这个担心就烟消云散了——“临川书店”就在眼前,它不仅还在,似乎还活得不错,因为在它也就七八十平米多的店中,除了一名店员与经理外,中间还摆放着四张桌子,四个戴口罩的年轻人正在专注地工作。

八 | 窗前那一缕清净,深夜那一份安宁,脚下那一片整洁,如今都成为每个人可以主张的法定权益。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公共福祉,守护它要靠法律,也需要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律与担当。如此规模的书店而有这么多的员工,可见应该还活得不错。与经理聊起来才知道,“临川书店”创办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已经寿登百岁。

九 | 后来一个月的日本游下来,有一天我们忽然悟到,原来在日本,百年老店并不稀奇,我对“临川书店”的担心是少见多怪了。

十 | 这份自律与担当,于小区居民而言,是守住行为的边界,不深夜制造噪声、不乱扔乱倒生活垃圾;于街边商户而言,是主动做好设备降噪、油烟净化;于上班族而言,是优先选择绿色出行,节约水电纸张,尽量少用一次性用品;于游客而言,是文明游览,不随意践踏植被,不随意丢弃废弃物,守护山水景观的干净秀美。

十一 | 当越来越多的人迈出这一步,生态环境保护就会有更加坚实的社会根基。良法善治,重在落地。从守护绿水青山,到化解邻里“纠纷”,这部有力度、有温度的法典让生态保护正在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 从“临川书店”选了本书后,我们往京都大学进发,很快,就来到京都大学博物馆。 京大博物馆创建于1997年,馆藏260万件标本及文物,是日本最大的大学博物馆。我们重点看了自然主题展区中的纳玛象头骨化石与三叶虫、恐龙化石及亚洲黑熊标本。

十二 | 人人牢记受益者与守护者的双重身份,主动学法、自觉守法、积极用法,把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家园的爱护融入一言一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必将更好铺展。但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是文化史展厅中的中国从殷商时代到明清时代的各种器物、钱币,实在是琳琅满目得令人心情复杂。另外一个,是博物馆进门后的大厅左手边的朝外窗户上,悬挂着16世纪朝鲜王朝国王李昖致当时日本国王的汉文国书原件(部分)。李昖在位41年(1567-1608年),他本人儒学造诣颇深,奉行“百花齐放”政策,故其执政时,朝鲜文化繁荣而有活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但他不幸与日本强人丰臣秀吉生活在同一时代,1592年,丰臣秀吉兴兵入侵朝鲜,史称壬辰倭乱。

十三 | (蔡晓辉)。李昖这封写给日本国王的信,字体娟秀,文辞古雅,因为不是信的全部,看不出具体的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看,应是李昖在丰臣秀吉兴兵入侵朝鲜后修书日本国王,表达谴责之意,信中写道:“日本国王殿下:交邦有道,自古而然。

十四 | 二百年来,海波不扬,何莫非天朝之赐,而敝邦亦何负于贵国也哉!壬辰之变,无故动兵,构祸极惨,而及先王丘墓,敝邦君臣痛心切骨,义不与贵国共载一天······”应李昖的请求,中国明朝出兵帮助朝鲜击败了壬辰倭乱,但无论对于朝鲜,还是对于明朝,这都是一场惨胜。明朝因投入不菲的人力、物力,削弱了自己的边防力量,这影响了其后来应对清兵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为覆亡埋下了伏笔。 李昖这封信,其珍贵性不言而喻,但展示在博物馆大厅的入口附近,却不免显得有些奇怪。不知博物馆方面是基于何种考虑而如此布置,但眼前这封浸透了四百多年历史烟云的信,一睹之下,着实令人感慨遥深。

十五 | 东亚国家间的这种复杂的互动与相克相生,何其源远流长,而其中的一些戏码,仍未退出历史舞台,思之不禁有动于中。 告别博物馆,向南步行几分钟后,来到京大侧门。进入校园后,立时感觉满目清凉。

十六 | 一座座古朴的红砖楼沉静地掩映于苍翠的树木之间,行走期间,绝少见机动车的影子,楼前楼后倒是一片自行车的海洋。这天是周四,距日本大学的暑假还有一个多月,上午时分,校园内却人影寥寥。

十七 | 我们继续向南,不知不觉间,来到了著名的面对学校正门的钟楼前。钟楼的东侧,有一棵挺拔高大、枝叶蓊郁的古树,树下立有一座石碑,立于大正十二年,也即1923年,碑文为时任京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撰写,记述此树由捐赠人德富淇水于20年前捐赠,碑文中感叹,立碑之时,捐赠者已“归道山而树则蔚然曰硕茂,使过者永怀遗教焉。”德富淇水是日本著名右翼思想家德富苏峰之父,不太清楚他有何思想垂教后世。

十八 | 京大校徽上的樟树图案,不知是否与此树有关。德富苏峰是日本扩张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二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而作为西医、教育家的荒木寅三郎,有个臭名昭著的女婿——731部队首恶石井四郎。尽管我心里清楚,株连要不得,但荒木寅三郎的这些社会关系,不由得不让人产生“刮目相看”之感。 钟楼内有京大校史馆,我们在此盘桓了一个多小时,对京都大学的历史有了粗略的了解。

十九 | 它创办于1897年,是继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后日本创立的第二所公立大学,起初校名为京都帝国大学,创办之初的目标是培养自然科学人才,后来发展为综合性大学。虽然是公立学校,但京都大学却处处高举学术自由的大旗,不到四百字的学校办学理念阐述中,“自由”一词出现了三次。在京大的发展历史上,也的确可歌可泣地为学术自由奋斗过,最著名的,是1933年的“泷川幸辰事件”。 泷川幸辰是法学院教授,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对“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提出批判,遭到一些政治势力的攻击,并被指有马克思主义倾向。

| 校方屈服于教育部的压力,对泷川幸辰做出停职处理,结果法学院师生群起抵制,多名教授提出辞呈。这一事件,成为京大历史上耀眼的篇章,至今,无论是校史馆,还是京大的官方宣传材料上,都不惜篇幅对这一事件做浓墨重彩的介绍,法学院师生聚集一处,宣读教授集体辞职的照片,成为京大校史中的经典图像。1949年,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根据此一事件拍成故事片《我对青春无悔》,更让京大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彪炳史册。 战争中的京都大学是无法回避的篇章。校史馆中,对此有专章介绍。二战后期,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京都大学的学生开始被征召走上前线,先后有两百多名在校生死于战场,“神风特工队”中也有京大的学生。校史中对战争的措辞是简略而暧昧的,它没有谴责军国主义,也没有表达对年轻生命的陨落的痛惜,只是说,许多学生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并非是为国家或天皇而战,而只是为自己热爱的家庭与美丽的京都而战,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日本遭受了侵略一般。不过,陈列柜中有一封战死学生的家书原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信中表示,不惧怕死亡,但同时也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留恋之情。事实上,据《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赫伯特·比克斯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揭载,日本战败后,京都大学的年轻学生们很快就掀起觉醒的反战浪潮。1951年10月,裕仁天皇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

| 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他们发出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

| ”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书:“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

| 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可惜,这样的光荣篇章,缺席于京都大学的校史馆中。 带着些微失望的情绪,走出校史馆。我本以为,高举自由旗帜的大学,应该对战争抱持鲜明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而在京大校史馆,我并没有看到这些。 不过,尽管对待历史是暧昧的,但我还是得说,在现实的京大校园中,不难领略自由之风的吹拂。在钟楼右前方,我们遇到一辆彩色的流动小吃车,与经营者年轻的夫妇聊起来,知道他们来自大阪,是几天前临时申请到京大校园内售卖小吃的。如此高雅的象牙塔,却允许流动小贩进入,这令我们不免称奇。而京大的正门,矮小低调,无人守卫,任人自由出入,更令我们产生“友邦惊诧”之感。临别之际,站在校门口回望,一位身穿鲜艳和服、气质高雅的白人女士款款从学校里走出,猜想应该是在此任教的老师,惊鸿一瞥中,也能看到这所大学的参差多态。 带着斑驳的感受,傍晚时分,我们告别京大。暮色苍茫中,心中有一个信念是清晰的:别人的幽暗也好,暧昧也好,都属于他们自己,外界其实是很难改变的,下功夫将其优长之处“拿来”,才是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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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07:19:47
